体育不相信眼泪
我能控制自己，毕竟见过世面，经历过很多失败了，在公开场合，我知道该怎么做，尤其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要回答记者不愉快的提问，我必须说得有理有节。那天，我先接受日本TBS电视台采访，到会晚了，我一进会场，有记者就问我：“郎教练，你今天输给韩国队心里一定很怨？”因为在场的国际排联的人也都认为中国队胜韩国队应该没有问题。
我没有对“怨不怨”作正面回答，我说：“韩国队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而且，是一支有特点的队伍，在上一届的世界锦标赛上也取得很好的成绩，是第四名，我们和韩国队较量，一直不是占有绝对的优势，而这场球是韩国队这几年来发挥得最好的，我们首先要祝贺她们，相比之下，我们在技战术的运用以及思想的准备上面，都不如韩国队那么充分，打韩国队我们虽然有把握，但到了关键时刻反而怕输，精力没有集中在球上，是思想问题导致了技术的发挥。相反，韩国队有输的准备，干脆放开打，反而打得轻松。从比赛中，我们看出运动员心理的微妙变化，实力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两强对阵，就看临场的处理和发挥，谁发挥得好就能取胜，以弱胜强的例子是很多的。”
新闻发布会开到10点多，我又召集教练班子先碰头，统一思想，我的话很踏实、很坚决：球可以输，人不能输，进不了前四，第五也要争，不到最后一场球，不到最后一局球，不到最后一分球，我们决不能放弃！连夜我们再召开全队会议。会议的气氛始终很沉重、很压抑，形势一下子变得如此严峻，哪个队员的心里不追悔莫及？
吴咏梅很自责，一边讲一边哭，她是队里比较强的一个副攻手，她说对方把她看得很严，她没有发挥好，更主要的是，对困难准备不够。孙王月也一直在抹泪，认为自己没带领好大家，只有几个新队员说，问题在于二传分配球不合理，听到这样的话，打二传的何琦也哭了。
我先让队员们讲，最后，我做总结，我说得比较严厉，我对她们说：“现在，我不要求你们考虑名次，特别在困难的时候，要做到有难同当，团结一致。”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防止“身落万丈”的悲剧重演。1994年世界锦标赛是前车之鉴，那时候也是一场交叉球，也是输给韩国队，队员没有了斗志，结果一泻千里。
痛苦的鹿儿岛之夜
队员们都休息了，我仍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呆呆地看着已经什么也看不见的海，还有“活火山”，心里像着了火，仿佛这鹿儿岛上的“活火山”，真的爆发了！给队员们说了那么多话，把心里最重的话都说了，而这些话好像就是我的心、我的血。
话说完了，我觉得自己也掏空了，留给自己的只是心在痛，扭伤的膝关节还在痛。吃了两颗救心丸，还有止痛片。我膝关节的伤是最重的，为我做手术的医生，打开我的膝关节都吓一跳，医生说，我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我的肌肉很年轻。
膝关节已经动了三次手术，平时走路都得特别当心，用力稍稍不当，立刻肿起来，一瘸一拐的，像个半残废，心里很痛苦。浪浪不懂事的时候，看我走路的样子，会笑话我，那时候，她一见我高兴，就会像头小鹿似地朝我扑过来，我就紧张，怕膝盖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现在，浪浪大了，有朋友来约我们跳舞、滑雪，她马上会说：“我妈妈不能去，我妈妈腿疼。”
我才40岁，到了60岁怎么办？这几年常常生病，确实干得很辛苦，最主要的是晚上睡不好。回来执教，全国人民的重托都压在身上，队伍的情况又不理想，工作特别费心，心累。白天训练，一到球场，我教练的脑子就开始转动，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别队员，你一不看她，她就少使点劲，你得看着她，还得点她，她练累了，你还得想办法调动她。尤其是封闭训练时，一到晚上，我要带队员看录像，队员分组看，星期一是二传，星期二是主攻，星期三是副攻，但是，我得天天陪着看，每个组都要帮她们分析。
我脑子里全是球啊，有些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孙王月的拦网问题怎么治？根据李艶的动作结构，她的扣球用什么办法使她有所改变？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处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
尽管，袁指导对我说，他当教练时也累，但一关灯必须睡觉，命令自己不再想问题，抓紧休息。他能做到，我怎么命令都不行，做梦还在想，梦里都是球。我对袁指导说：“你的承受力还是比我强，看来，我做不了教练，我心事太重，哪个队员技术长进不大，或者，哪个队员情绪不好，我都会苦恼，特别苦恼。”
长期积劳，体质便明显下降，经常发高烧，血压低，脖子一动就头晕恶心。一个人躺在宿舍里，我感到难受、无助。我的宿舍不朝阳面，开着窗也黑乎乎的，房间年久失修，屋角的墙皮斑斑驳驳地往下掉，平时忙，不注意这些，一生病，情绪低落，我想得很多：回来的生活条件这样差，生了病，也没有相爱的人来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儿在身边叫我一声妈妈。我什么也没有。
再往远里想想，身体垮了，以后回美国，没有能力抚养女儿，女儿只能跟着她爸，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落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看看周围的人，譬如我姐姐朗洪，人家也不干什么大事业，平平稳稳地过日子，该过节过节，该下班就下班，下班到家，有丈夫、有女儿，老少一起生活，心宽体胖，多好。
可我呢，丈夫没有了，女儿也不在身边，我和周围的人形成了那样大的反差，这使我心里的渴望格外强烈，渴望健康，渴望家庭，渴望爱情，那是最美满不过的了，哪怕做个家庭妇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可是，我这个郎平有什么？
虽然有不少人羡慕我：郎平，你一个女人，要去世界上拿冠军、拿亚军，多么伟大。我伟大在哪里？我就是肯付出罢了，把自己统统贡献出来，如果1995年不回来，说不定我又成家了，和别人一样地过日子，尽管普普通通，但生活实实在在。当然，身体好了，这些在生病时比较灰调的想法便烟消云散。
尽管身体常常出问题，但这个事业没干完，我不会倒下，我挺坚强，病一好，又忙碌起来，队里的工作又斤斤计较，一点都不肯马虎。“特别倔强、特别认真，郎平从小就这样。”郎洪评价郎平，自有姐姐的角度，“我就挺能认错的，郎平不这样，她要是认为自己没错，死活不承认。她做事又特别认真，不管干什么，干了就一定要干好。
我们俩小时候往相册上粘相角，挣零花钱，一大盒才给一角六，我们俩晚上偷偷地粘，不敢让我妈知道。我干活比较糙，郎平看我粘得不好，一个个都给挑了出来：你这不行！我说，一两个没粘好怕什么，那么多呢，谁还给你一个个检查？她不干，非让我返工，她自己就粘得特别认真。”太认真，一丝不苟，郎平才“心累”。
谈到郎平的“累”，性格稳实的郎洪，神情便忧郁起来。“事情一多，你看她老心事重重的，跟她说话，她似听非听。只有打完比赛，她才高兴，去商店买这个、买那个，俏皮话也多了。”郎平心累，还因为她对人对事太细致，无论打球、执教，无论做母亲、做妻子、做女儿，担当任何一个角色，她都不肯粗糙，不肯将就，总想尽力做得完美、完善。但是再完善、再完美，也难以保证打球不输、感情不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