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一国”之下的“两种制度”绝对不是对立的关系，更不是一个压倒另一个成相互替代的强迫状态。“一国两制”也一定不是以“一国一制”为最终目标而制定的。近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立法会财委会会议上指出，虽然派遣中高级及首长级人员到内地院校交流、参加考察培训的名额已增至1000个，但希望在未来可以进一步增加名额，让较为基层的公务员亦参与到内地考察和进修的计划之中。同在会上的民建联议员蒋丽芸进一步表示，希望香港官员可以去内地“挂职”，“落啲县呀、乡呀”（去到乡和县），相信会对官员在日后处理基层问题方面有所裨益。
“两制”和谐需“一国”护航
笔者对此不以为然。第一，香港官员赴内地交流是好事情，但若一定要落实到乡镇村等基层层次，确有一些“矫枉过正”。香港社会与内地农村的情况是天差地别，南辕北辙，让香港官员“上山下乡”，不免让内地考察挂职变得有些“削足适履”。第二，与其实行项目化、单向度的公职人员的考察交流，不如落实制度化、双向度的挂职交流。让内地和香港的官员互为学习，彼此合作，相互砥砺，共建和谐一体的“两制”环境。进而言之，内地不仅是有香港值得学习的地方，而香港本身也应该成为内地在某些领域和方面，可以提供建设性参照的地方，这才是“一国”之所以需要“两制”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
故此，建制派在新时代下，一方面要成为稳定香港、建设香港、繁荣香港的建设派；另一方面也要成为香港核心利益和价值的捍卫者、守护者和建设者。唯有如此，建制派才能获得香港市民更多的拥护和认可，才可以真正成为香港社会主流的政治团体，才能最终成为配得上“一国两制”优越性的实践者、体现者和保护者。
坚持一个中国，是不容商榷的“唯一”，是港澳生生不息的“源头”；坚持“两种制度”，是互为补充的“唯二”，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支”。“一国”的有容乃大需要“两制”的各显所长，共存共荣来体现，而“两制”的良性和谐又需要“一国”的保驾护航。唯有如此，香港的运作才能在大国崛起的世代中，安顿好自身的位置，寻找到立命的坐标，在与国家同频共振中保持自身的特质、优势和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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