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数据，当代台湾人第一大死因是癌症，而癌症中排第一的是气管、支气管和肺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重视肺癌的预防，一个有效手段是限制香烟的消费，这需要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内政部门”，乃至贸易、外事部门的配合，因为涉及到限制进口香烟，与欧美香烟生产国的谈判。
总之，预防性工作的“社会性”特征十分突出，需要“集体”的参与。相比之下，医疗工作的“个人性”特征突出，是个人和医院的事情。在当代，看病、治疗的本质是个人向医疗机构购买服务。
所谓“医疗化”（medicalization），就是将“非医疗问题当成医疗问题来定义”，因为如此才能安排“治疗”，医疗机构才有利润。自197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对“医疗化”有了不少研究和批判。
美国医疗社会学家彼得·康拉德发现，“医疗化”的本质是将某些社会问题从它产生的土壤中“剥离”和“孤立”出来（decontexualize），然后医疗机构、药厂介入。它们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以“医疗”的名义售卖服务来赚取利润。所以市场化与医疗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1972年，私立马偕纪念医院改革医生薪酬制度，从支付固定薪资到“绩效计酬”。改革的本意是提高医生的收入，却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公共卫生服务开始被当作商品出售。
在台湾，私人医院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私人资本进入医疗领域，首先为了赚取利润。而公立医院也被要求“各凭本事”、“自负盈亏”。疾病的预防性工作利润率不足，疾病的治疗工作利润率较高。民众如果保持健康，不能给医疗机构带来利益；民众如果经常生病，需要向卫生机构求助，反而符合医疗机构的利益。因此预防性工作逐渐被边缘化，医疗工作越来越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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