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一样。美国不需要征服他国领土、直接掠夺财富。美国是利用战后初期的经济优势，通过制度设计确立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以此来积累国民财富。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具有这些好处：成为各国对外贸易的支付手段以及国际贸易的清算手段；成为各国硬通货的储备手段；铸币税。美元具有三个特性：第一，美国政府信用的背书。战后以来，美国交替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或是发动战争，或是文化输出，其目的就是增加美元的国际影响。第二，购买力的支撑。仅仅依靠印刷货币，美元是无法变成全球流通的国际货币。它必须具备强大的购买力。战后初期，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发行量是受控制的，基本上与美国的黄金储备相适应。越战以后，美元超量发行，超过本国的黄金储备。于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挂上了石油和大宗商品，以保证美元的购买力。第三，跨国消费者的意愿。由于美国提供了丰富的消费产品和商业便利，大部分国家愿意持有美元进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美元得以在全世界流通。
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还设计了国际市场和国际制度等配套措施。美国深知，仅仅依靠武力是难以让美元在各国流通的，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让世界逐步接受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元印刷初期祇是名义财富，祇有进入国际市场流通才能变成实际财富。美国的方法非常简便，就是让美元在本国市场流通，同时开放美国市场，使其具有国际市场的性质。全世界的商人在美国市场进行商品交易，使用美元支付，美元自然流向全世界。由于在美国市场交易，美国可以理直气壮地使用美国法律规范美元交易行为。美元流向哪里，哪里就是美国市场。SWIFT和长臂管辖都是基于这一现实而出台的管治手段。⑤
美元治下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的全球化。全世界的资源在美元的协调下，汇集于美国市场进行交换和优化配置。美国以美元为杠杆，控制了设计和市场两头，将利润率较低、能耗较大的生产过程转移到海外，起先是中低端产业，后来扩大到部分高端产品。西欧和日本首先迎来了美国资本的扩张。亚洲四小龙紧紧跟上。以美元为载体的资本扩张，带动了市场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美国政府为美元的流通扫除了政治障碍，而跨国公司提升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使之从垂直型向水平型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新的高度。至此，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启动。
当时中国被排挤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但敏锐发现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幷设法加入这一进程。周总理将其表述为“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则说中国如果没有赶上经济全球化的班车将会被开除“球籍”。从八十年代起，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果断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标杆性事件。仅仅十年，中国迅速赶超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强国。其实，中国没有理由庆幸。因为中国“老二”的地位幷没有改变对美元体系的依附地位。中国在美元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地位。所谓的“世界工厂”名号幷不能掩盖中国作为西方跨国公司的加工厂、储存仓库和商品集散地的事实。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出口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它以占有西方市场、赚取美元为战略目标。在中国地方“政绩至上”的行政化管理手段驱动下，这种发展战略呈现倍增效应。中国几乎与所有的国家存在贸易顺差，尤其对美贸易的顺差巨大，因而赚取大量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然而这种发展战略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它牺牲了国内市场，使其呈现碎片化、恶性竞争的症状。它加剧了中美贸易的紧张关系，招来重商主义的非议。
为了摆脱对欧美经济体系的依赖，中国正在进行抗争。这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而是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幷非所有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那些资源禀赋缺乏、地理位置远离国际市场、本国现代化进程屡屡被外部势力打断的国家如阿富汗，都在经济全球化中沦落为国际社会的底层。这种挫败感和失落感在伊斯兰世界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它们与西方国家的左翼力量从不同的道路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道路上汇合一起进行抗争。于是意识形态的较量再度登上国际舞台。
三、意识形态较量的三方态势
提起意识形态，通常认为是冷战遗留的概念。它的具体功能是指执政党以自己的价值观或“主义”为指导思想，制订本国的对外政策，幷形成一套说辞甚至理论体系建构本国“高尚”的国际形象，而本国真实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则隐藏于它的外衣之下。冷战期间，美苏分别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行较量。从表现上看，这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但更深层次下，隐藏着美苏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争夺。冷战结束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中国在保留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开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而西方国家也乐于与中国做生意。谁都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
在中国，高层主张避免卷入“姓资”与“姓社”的争论。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外交政策上，中国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要为经济发展护航，全力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所以世纪之交期间，虽然中美经历了不少事件的冲击，如苏东剧变、南斯拉夫炸馆、海南撞机、“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等，但总体上双方保持着正常关系，其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时期。西方国家在苏东剧变后陷入狂喜，西方主流精英都认为取得了意识形态的胜利，其代表性观点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然而，历史总是按照自身的逻辑推进。在后冷战时代这30年间，西方的意识形态幷未一统天下。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在短暂向西方一边倒之后迅速调整站位，与西方渐行渐远，在对外政策上恢复本国的欧亚主义传统。
中国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变。随着中国的崛起，海洋意识的加强，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和欧亚大陆推行“一带一路”大规模基建项目，再加上频频发出的人民币国际化呼声，让西方感到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出现在面前。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开始是由贸易战引起的，后来问题越来越多，以致于中美的矛盾已经从地缘政治、经济贸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面对西方的进逼政策，中俄不得不合作，在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上采取基本上一致的立场。这样冷战初期曾经有过的，以意识形态划分的东西方对峙格局再度出现。西方没有变，依然是那个西方。但东方不再是那个东方。中俄在国内制度方面存在差异，但基于苏联的红色基因，双方在对付西方围堵时有某种亲近感。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披上了欧亚主义外衣。但中国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努力与本土传统文化相结合。
与此同时，伊斯兰主义强势回归，成为与东西方抢夺天下的第三方力量。伊斯兰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创立了多个强大的帝国，幷征服欧亚大陆大片领土。然而，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降，“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共产党宣言》）处于生产力落后的伊斯兰国家难以忍受西方列强的战争和商业的双重打击，沦落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伊斯兰主义在世界上沉寂数百年。二战后，世界兴起了非殖民化潮流，伊斯兰国家也纷纷独立。但这些国家主要打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在政治价值观上倾向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于是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纳赛尔、卡扎菲和萨达姆等都是代表性人物。然而，在冷战的两极体制下，伊斯兰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出路的。真正撬动伊斯兰意识形态复兴的事件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尽管它是什叶派发动的，可其追求原教旨主义的精神很快蔓延到整个伊斯兰世界，包括逊尼派国家。一大批世界观极端保守、行动又极端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们甚至脱离国家政权，直接以超国家的组织形式对头号强国美国发动“911”恐怖袭击。虽然在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联盟打击下，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一度陷入低潮，但很快又集结起来，不知疲倦地向美国、向发达国家发起进攻。在阿富汗，美国终于支撑不住，在耗费了2万多亿美元和20年的时间后终于离开了这块贫瘠之地，塔利班掌握了国家政权。随后宣布的塔利班政策主张中透露着浓烈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色彩。阿富汗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它们将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长期共存。
阿富汗发生的事情表明了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从属于西方或东方的意识形态中。它已经独立出来，形象鲜明地向国际社会宣示它的存在。它与东西方一起构成了意识形态较量的三方态势。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两个结论：第一，对国际关系格局的观察应该站位高、视野广和思虑远。任何单向度的国际关系格局观察视角都会导致片面化和简单化。冷战期间，美苏两极对抗矛盾构成了国际关系格局的主要特征，而美苏之间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上，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在后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经济全球化等现象也活跃于国际舞台。陆权方向的地缘政治博弈主要围绕着油气资源的战略供应，海权方向的地缘政治博弈主要围绕着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保障。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种历史情结。中国近代的衰退就是海权的丧失。甲午战争是挥之不去的民族耻辱，它深深埋藏在民族的集体记忆深处。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造成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一统天下。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使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但是，意识形态的博弈依然存在，祇不过内容发生了变化。除了从冷战延伸而来的东西方价值观对立外，又增加了伊斯兰主义。它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第二，阿富汗和台湾地区是多维度观察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两个焦点。它们既反映了地缘政治的博弈，也呈现了经济全球化以及意识形态竞争的状况。当前，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要动机集中于油气资源的供应和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但还保留了国家领土攻防的传统。阿富汗位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枢纽地带。它本身没有油气资源，与周边国家也没有领土纠纷。但阿富汗100多年来多次卷入大国的征服，却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形态竞合的结果。大英帝国为了占有中亚市场而三次进攻阿富汗；苏联是因为误判形势，把伊斯兰主义的崛起解读为亲美的反革命势力而侵占阿富汗；美国则是报复“911”的恐怖袭击而出兵阿富汗，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
台湾是国共内战和冷战遗留的问题，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的意义。但当前中美竞合中，台湾兼具地缘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前者指台湾岛扼守着通向西太平洋的系列岛链，与南海互为犄角，构成中美海权攻防的必争之地。随着全球供应链日益提到白宫议事日程上来，台湾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是芯片研制，而台湾掌握着新芯片的关键技术。美国的大部分芯片供应来自台湾。某种意义上台湾嵌入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中，这是解决台湾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的视角。
注释：
①[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着《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49-50页。
②[法]雷蒙·阿隆着《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9月，第237页。
③[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着《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第359页。
④参见耕夫“海的呼唤：不能忘记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吴纯光海权观念的再复述”，《南方国土资源》，2007年3月。
⑤SWIFT code，是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设立的银行识别码，本质上是美元支付体系的通行证。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0月号，总第28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