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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
中评社北京11月12日电／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与时俱进提升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是塑造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厘清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把握其深刻内涵，积极推进其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循环再审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经济日报发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研究员王一鸣文章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再生产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过程。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如果经济循环顺畅，物质产品就会增加，社会财富就会积聚，人民福祉就会改善，经济实力就会增强，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如果经济循环不畅，经济运行就会受阻，增长速度就会下降，社会财富积累就会减缓，人民福祉就会受损，各类风险就会集聚。根据经济活动的覆盖范围，经济循环可以区分为基于国内分工的国内经济循环和基于国际分工的国际经济循环，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时代，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间又是难以切割和紧密联系的。
其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只有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消除各个环节循环的瓶颈制约，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更高水平上的经济动态平衡，才能始终保持发展活力和动力，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和发展韧性，从而在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生产环节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对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具有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居于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环节，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分配、流通、消费，也决定着不同环节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水平的生产取决于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当前，提高生产水平和保障生产环节畅通运行的重要条件是关键核心技术自主供给。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科技创新的短板暴露出来，主要是原始创新和底层技术供给能力不足，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凸显，对生产循环形成瓶颈制约，迫切要求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经济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直接影响生产环节，对畅通经济循环有重大影响。近年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位势明显提升，产业链本地化程度提高，但中国产业链整体上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产品质量和性能上，在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不完整状态，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控制力也不足，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不稳不强不安全的矛盾趋于突出，短板和风险逐步显现，迫切要求强链补链，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分配环节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直接关系到扩大消费和释放内需潜力。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又反作用于生产。合理的收入分配，既能提高生产效率，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又能促进居民消费，释放内需潜力。中国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已取得积极进展，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再分配机制尚不健全，收入分配秩序仍有待规范。这就要求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有效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是影响经济循环的重要因素，最根本的是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城乡区域要素自由流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流通环节是有效衔接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大动脉”，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条件。高效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近年来，中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着改善。但同时，中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流通的中间环节仍然过多，不同运输方式“最后一公里”没有完全打通，还存在不少断点、堵点。要加快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优化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加快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增强对国民经济循环的支撑能力。
消费环节是经济循环的终点也是新起点，是释放内需潜力的主要着力点。通过扩大消费建设完整的内需体系和强大国内市场，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对于畅通经济循环具有引领作用。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城镇人口超过欧洲总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美国总人口。但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影响，市场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这就要求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切实减轻居民的生活压力，使人们愿消费、能消费、敢消费。近年来，中国消费升级和变革加快，呈现商品消费高端化、消费结构服务化、消费方式网络化、消费产品智能化等新趋势。要适应消费升级和变革新趋势，推动生产环节更好适应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二，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演进过程。国际分工的产生与发展深刻内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发展过程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散，推动各国交往和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深化。国际分工客观上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力量。首先，国际分工作为一种与机器大工业和世界生产体系相适应的世界性生产组织形式，有利于生产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有效节约总的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其次，国际分工有利于发挥各国的资源优势，将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尽可能降至最低，从而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国际分工也造成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分化，发达国家依靠资本和先进技术进行工业品生产，欠发达国家大多局限于农业生产和资源采掘等低端生产领域。因此，国际分工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国际分工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效应使欠发达国家通过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国际分工则呈现出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以落后国家为外围的基本格局，这种“中心—外围”格局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分工体系继续深化，但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格局。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体系的主导主要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在供给层面，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资本和技术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等初级要素相结合，从而降低成本并获取高额利润。在需求层面，发达国家推动的国际分工深化，为世界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推动财富和利润向发达国家集中，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进而使发达国家成为最终消费市场，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市场，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并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而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分工不断拓展并突破既有边界，也为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重构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体系开辟了现实道路。
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在传统国际分工格局下进行艰难的工业体系建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综合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推动世界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位势。在供给层面，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加快了资本积累，外汇储备逐步增长，中国已成为对外投资国，在部分领域也成为重要的技术输出国。在需求层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显现，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世界多数经济体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明显提高，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在悄然改变。麦肯锡相关报告指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降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步成为全球重要的最终消费市场，改变了既有的全球市场格局。随着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加速扩大，并与美欧等最终消费市场形成此长彼消关系，将推动中国从参与全球经济体系转变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舞台，进而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并在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其三，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在经济全球化和价值链分工时代，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中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国内经济循环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脱离世界主流，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也要坚持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
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充分利用和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重要支撑。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巩固和增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中国成为虹吸全球优质高端要素的引力场，使国际循环更有效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将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中国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在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发展格局的演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逻辑
文章表示，经济发展总是阶段性推进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内外环境和发展条件，进而形成不同的发展格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十分严峻。从国际看，在美苏“冷战”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参与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去，开展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工业部门残缺不全，技术水平十分落后，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生产和消费都基本立足国内，因而也形成了国内循环占主导的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市场加速整合为一体，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潮期，为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效促进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从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起步，逐步扩大对外开放。1988年，中央提出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利用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与国际资本和技术嫁接，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这对发挥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填补储蓄和外汇“两个缺口”、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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