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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立法会议员、中国太平保险（香港）总经理陈沛良（受访者供图） |
中评社香港5月11日电（记者 梁帆）第五波疫情期间，公务员抗疫工作不力令香港市民对整个公务员体系的效率、能力和态度全面不满与质疑。是什么原因使得以稳定高效、廉洁奉公、专业精细而着称的香港公务员体系“从高走低？”香港立法会议员、中国太平保险（香港）总经理陈沛良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李家超先生在政纲中提出的设立“关键绩效指标”（KPI）是将企业绩效考核模式应用到政府运作的一次新尝试，但公共服务具备高复杂性，设置具体的KPI措施时，须经过全面审慎考虑，避免掉入KPI陷阱。
陈沛良表示，香港公务员体系承袭自英国殖民统治的架构，多年来没有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革，早已不适应香港日新月异的发展需要。尤其是近两年面对社会运动及新冠疫情的冲击，公务员团队在政治判断、把握大局、体察民情、推陈出新等方面的能力需要与时并进。
陈沛良说，尤其需要注明的是，在问责制下，当前公务员的聘任、考核、晋升、奖惩等环节是由各局常任秘书长、公务员事务局及相关谘询机构（例如公务员叙用委员会）所决定，而公务员的人事管理权则归属于各局常任秘书长，是不受行政长官改选及政府换届影响。且根据《公务员守则》提及“公务员必须以伙伴精神与政治委任官员通力合作，促进彼此间的互信……并不构成亦不应被视为构成副局长／政治助理与公务员之间有从属关系。”因此，非公务员系统出身的政治委任官员想要有所作为，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公务员队伍是否全力支持及配合，所以如何提高公务员的忠诚度，而非令政治问责制度形同虚设，仍然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大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