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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宏伟 |
赵宏伟：日本的对华友好与对台湾执迷
谢谢王键老师的介绍和邀请，感谢中评的各位。王老师把我安排到吕会长后面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的发言就是给吕会长的发言提供一点论据。下面我就进入题目，我的题目分为三点来谈：
第一，中日关系是特殊关系。这里的“特殊关系”不是说中日友好是特殊关系，中日敌对也是特殊关系。具体来说，中日关系从整体来看存在以下六大基本结构关系：第一，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两种不同政治体制。第二，日美同盟和巨大中国相互视为威胁。第三，二战战胜国与战败国。第四，经济相互依存。第五，两千年历史文化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第六，近现代民族国家毗邻地缘关系。不言自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源于第五、六项；但是前四项亦由此而染上特殊性。中日关系是基于同一文明圈这一地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之特殊关系。
外交是人为国而做，人又是不只为利而往。上述中日关系六大基本结构置于同一文明圈这一地缘之中，两国便出现更多的国家利益动机和非利益动机，理性和情念，自觉和无意，合理和不合理等外交选择，外交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外交行动模式，推动中日关系的正面或负面运动，汇成充满葛藤的历史过程。地缘特殊关系其正能量是利于促进相互认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负能量则表现为地缘陷阱，逆反性地破坏双边关系——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一部中日关系史，最显着的特殊现象是出现了“友好国民运动”。战后翌年（1946年）日本民间反战友好人士成立中国研究所，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1950年先于中国创立日中友好协会，1951年成立现代中国学会，1955年创刊世界首部《中国年鉴》；于1970年代日中友好发展为日本唯一的民间主导全国规模国民运动，推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形成日本官民共同推进日中友好。在中国，中日友好运动由国家推动。中日友好发展成为两国国是，至1992年日本天皇史上首次访华，两国官民友好达到最高水平。至此，中日关系堪称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典范。
中日友好是中日关系的特殊一面，两国外交中存在友好领纲行动模式。1970年代围绕中日关系正常化，日本市民自发地支持使日中友好发展成为“国民运动”，全国县市町村几乎都成立了日中友好协会。1982年由日方提议，两国政府决定在东京设立“日中友好会馆”；日本政府出资20亿、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30亿、中国政府5亿日元，共同建设并运营，定位是日本外务省外部团体；1985年在东京高超级区域后乐园建成包括办公楼、宾馆、中国留学生宿舍（后乐寮）、日中学院等一套设施的社区。历届日中友好会馆会长皆由日本国家级退休政治家及退休外交高官担任。如此规模及政府参与度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譬如在日美之间亦全不存在。在日本，研究日本的国家研究所还是1987年成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根本不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