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正如法国人哈斯勒所说，“美利坚例外主义”倾向于认为：由于美国的意图具有纯洁性以及它的政权的完善性，美国有权利评判善恶、奖善惩恶。〔28〕即美国不仅是善恶的评判者，而且要以善的力量把世界从邪恶中拯救出来。“美利坚救世”信念是指美利坚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美国是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乃至全人类的救世主，只有美国有资格有责任有能力肩负“圣战”的神圣使命，消灭人间的撒旦，把人类从邪恶的旧世界中解放出来。“美国人坚信上帝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职责，这一职责就是把他们优越的观念和制度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幷因此而改善和改造这个世界”。〔29〕17世纪20年代初，信奉加尔文“预定论”的英国清教徒到达北美后，把这种清教主义宿命论变成他们独特又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和以此为基础的“救世使命感”，“预定论”也随之成为一种美式宿命论，即血统最高贵、品质最优秀、能力最强的盎格鲁——萨克森人是上帝以其绝对意志预先选定出来拯救人类出苦海的特殊民族。北美清教徒坚信：“他们同上帝之间有一道神圣的‘约定’：他们不仅蒙受特殊的神恩，而且还担当着神所赋予的建立基督教国家以及垂范、拯救世界的重任。”〔30〕他们认为：“北美大陆是上帝赐予他们的‘新的耶路萨冷’，他们在北美的伟大试验，是秉承上帝的旨意，他们作为上帝使者，在全世界传播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以拯救整个世界，是他们的使命。”〔31〕当美国难以避免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7年4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用战争终结一切战争以拯救世界是美国的使命，他在请求国会对德宣战时称：“美国有幸以鲜血和力量捍卫她珍惜的给她以生命、幸福与和平的原则的日子已到来。在上帝帮助下，她义不容辞。”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称，其他国家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只有美国对全世界承担着义务和责任。概言之，美国一直怀抱所谓“弥赛亚主义”：美利坚是“上帝选民”，承担着上帝指定的在历史和世界事务中扮演特殊角色的重任，即认为“救世”和“领导世界”是其神圣“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32〕
总之，“上帝选择了美利坚民族把它安置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幷赋予了它特殊的使命：在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美国因此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是世界各国的榜样；美利坚民族还由此肩负着上帝所委托的把自由民主价值观念和民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的使命。”〔33〕当美利坚比较弱小时，这种天赋的“救世使命”思想主要表现为“榜样”或“灯塔”意识。随着美国发展壮大，其强烈的宗教使命感、道德高尚感、种族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使其“救世使命”思想逐渐成为一种不断对外扩张和追求世界领导地位的教俗兼具的信仰，幷在19世纪初滋生了“天定命运”的理论思潮。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成为美洲超级大国时，“救世使命”思想又理论化为“天定命运”论，其标志是1845年美国作家奥沙利文（O’Sullivan）提出“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概念。它认为“美国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美利坚民族作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典型代表，是上帝所选定的优秀民族，它命中注定要向北美大陆及世界其他地区扩展，这是履行上帝的旨意，是一种天定命运”。换言之，“天定命运”意味着美国有责任把美式基督教新教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到整个美洲乃至全世界。可见，“天定命运”意识是“美利坚例外主义”的要旨与题中之义。
（三）“美利坚无私、正义、伟大”
“美利坚无私、正义、伟大”信念意味着：无论美国采取什么对外行为，在道德上是无私的，在法律上是正义的，本质上是伟大和正确的，因为美国是自私、邪恶的世界上惟一以拯救全人类为己任的利他国家，其成功与强大是上帝意志决定的，其道德高尚，其动机纯洁，其行为符合上帝的旨意和全人类利益，其对外扩张不是对外侵略，而是传播上帝福音和扩展自由民主的伟大行为，即使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或占领别国，也不是像别国那样完全出于私利，而是为了被干涉国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幸福。“美利坚例外主义”认为，只有美国知道什么观念和制度对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是最好的，因而向别国输出这种观念和制度不是自私的违法干涉，而是无私和正义行为，因而是正确、伟大的。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称：“让我们永记，因为我们的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国家自私的目的几乎第一次成为不可限量的慈善事业，因为我们不仅在对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救整个世界。”〔34〕美国著名史学家小施莱辛格认为，美国人普遍相信“全能的上帝赋予美国以独一无二的美德和高尚的品质，使美国免除了主宰其他所有国家的那些（自私）动机”。〔35〕许多美国人对美国19世纪的领土扩张的解释是：“美国攫取海外领土幷不是帝国主义，因为美国的目的是无私的，美国将以善良的方式照顾这些不幸者。”因为“在只有美国知道什么对其他民族是最好的前提下，美国将作为仁慈的霸权或父亲般的权威发挥作用”。〔36〕换言之，持此信念的人认为，世界充满善恶对立，美国是善的代表，它的敌人是恶的化身，美国对敌人的所有行为都是正义和绝对正确的，是为了帮助别国才干涉别国内政，是为了消除邪恶势力才武力打击或侵占别国，都是出于善良的动机和出于正义的目的，这是被反复证明的真理。“有关美国价值是根本正确的看法，颇受这样一种事实的强化，即在20世纪的三场意识形态世界大战中，美国一直是赢家。”〔37〕布鲁克斯称：“美国因伟大而例外”，而“例外被理解为伟大”。〔38〕里根和特朗普分别以“使美国伟大”、“使美国再伟大”作为竞选口号，目的就是唤醒美国人的“美利坚伟大”意识。
四、“美利坚例外主义”滋生的中美结构性矛盾
在孤立主义外交时期，美国在以《望厦条约》搞“利益均沾”和在“维护中国主权”旗号下推行“门户开放”时，都没平等待华。扩张主义主导美国外交后，美国更不平等待华，即使在结盟抗日和联手反苏时期。随着本世纪中国不断崛起，美国为护霸开始变本加厉地遏华。从思想文化上讲，这些都是“美利坚例外主义”在作祟，即唯我独尊的美国骨子里不愿平等待华，更不接受中国强大。“美利坚例外主义”及其霸权外交逻辑使美国必然把国力逐渐接近于它的国家当作主要竞争敌手，从而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安全理念迥异的中国产生了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安全领域的诸多结构性矛盾。换言之，在中国快速全面崛起和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作为美国霸权之思想文化基因的“美利坚例外主义”滋生了一系列中美结构性矛盾。
第一，中美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矛盾。东亚—西太平洋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海陆结合区域，既是世界经济贸易最繁荣、宗教文化最多样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交汇于此）地区，更是地缘政治矛盾与领土纠纷最多（包括南海争端、台湾问题和北方四岛争端、钓鱼岛争端、独岛争端等）、大国地缘战略矛盾最集中、大国战略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因此是最具活力、最重要而又最复杂、最危险（存在台海、南海、东海、朝鲜半岛和北方四岛等多个潜在战争爆发点）的地区。该地区与美国相隔万里，却是中国的安身立命之所和发展崛起之地。然而，按“美利坚例外主义”的霸权逻辑，这个攸关世界未来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地缘战略区必须由美国这个“天生的世界领袖”主导，中国海洋强国目标就是对美国海洋霸权的挑战。中美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矛盾由此生发幷逐渐激化。美国操弄下该地区诸多领海领土争端加剧，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构成严重威胁，为维权正努力成为海洋强国的中国反被美国认定为最大地缘战略威胁。中美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陷入“安全困境”，双方对该地区战略主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地缘政治历史和斯帕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表明，世界两大强国必然争夺对重要海陆结合部的控制权，因为该区域既是陆权国家进军海洋的踏脚石，也是海洋强权进攻大陆的跳板。比如，美苏曾争夺从朝鲜半岛到中东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几十年。
第二，中美两大经济增长模式及现代化道路的矛盾。按照“美利坚例外主义”的霸权逻辑，作为人类获取财富和文明进步的途径，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道路只能由作为“上帝选民”、刚立国即赶上其母国开创的工业革命幷随后三次引领工业革命的美国引领，不可由别的民族或文明引导，尤其是不可由仅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末班车且基于公有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导。这就是美国在与华经济竞争渐显劣势的形势下，指责中国企业违反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规则的“非公平竞争”（如享受政府补贴和搞倾销），幷反复制造中美经贸摩擦直至发起贸易战以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对华贸易逆差只是藉口。2005年前尤其是2008年华盛顿金融危机前，只有“华盛顿共识”代表的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西式现代化道路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但是，自2008年以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越来越成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现代化道路，因为这一模式和道路较好地平衡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取得了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绝对必要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幷获得了内部与外部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中国持续崛起和中国国际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随着“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国际影响此消彼长和中美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和领先地位将被中国取代。为阻止这种前景变成现实，美国不惜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不择手段地从经济和技术上打压中国，从频频在世贸起诉中国到各种对华经济制裁，从限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到阻挠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从严格经济技术标准到设立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甚至不惜要与中国经济“脱钩”。拜登执政后，美国指责中国没有完全履行中美此前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对中美贸易谈判越来越不满。4月14日，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从长远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挑战已经远远超过了今天的乌克兰危机。她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美国与中国谈判的善意努力，可能已经“到达了极限”。〔39〕
第三，中美关于世界秩序的矛盾。按照“美利坚例外主义”的霸权逻辑，作为人类“救星”和世界首要强权，美国天生要当世界“领袖”，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不容挑战。主导世界秩序即掌控世界主导权。世界主导权指基于首要国际地位的国际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表明，除了大战后主要战胜国间短暂合作外，围绕国际规则的制定、解释及实施，国际关系中“老大”和“老二”因总体性战略矛盾而很难达协调一致，两者难以和平共处，从而威胁国际秩序。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在世界近代史上16次“老大”与“老二”的战略竞争中，有12次导致大规模战争，〔40〕其中一些战争导致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崩溃。历史不会重演，但往往惊人相似。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交织叠加的动荡变革期，二战后国际秩序已变成危机四伏的当今世界秩序。当今世界两大基本对立的现实是：作为相对衰落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正竭力维护其主导建立的不够公正的战后国际秩序；作为独立自主幷全面崛起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努力推动战后国际秩序的公正合理化，以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反复宣称要充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认为自己努力维护的是基于当代国际法、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而美国视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为有史以来最好秩序，把任何完善这个秩序的行为斥为“修正主义”，认定中国正在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即所谓的“美国秩序”）。2021年8月，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出版了《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41〕。此书的反华逻辑与中国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2015出版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唯一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如出一辙。国际秩序观迥异的中美两大国正围绕如何对待当今世界秩序展开激烈博弈。从力量对比看，中美类似于历史上的“老大”与“老二”。在当今动荡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复杂、危险。因此，基于现有世界权力结构和不同国际价值观，中美关于世界秩序的矛盾很难调和，其原因不仅在于决定根本利益分配的权力之争难以调和、妥协，更在于美国霸权心态根植于“美利坚例外主义”。随着中国快速崛起，美国从特朗普开始正式把中国锁定为最大威胁。逢特必反的拜登政府竟继承了特朗普的反华政策，在其《国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15次提及中国（提及俄罗斯5次），把中国定性为21世纪唯一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网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挑战美国及其建立的国际体制的“最大地缘战略竞争对手”，〔42〕即只有中国能全面挑战美国的世界主导权。
第四，中美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矛盾。按照“美利坚例外主义”的霸权逻辑，作为上帝意志的代表，美国绝不容许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受到挑战。这曾是美苏冷战的思想根源。自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矛盾从未消失过。这个矛盾虽在二战期间和苏联解体后几度缓和，但在冷战时期是世界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对立的政治哲学学说，各自的终极目标都是战胜对方，从思想上控制人类社会，因此它们的矛盾不可调和，在决出胜负前绝不会消失。这对矛盾现在主要体现为美式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作为当今中美矛盾的核心，它正在甚至已经上升为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尽管具有鲜明全球化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外交上主张两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但仍被美式自由民主资本主义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和制度异类而加以妖魔化。霸权思维根深蒂固的美国完全不接受别国在思想和制度上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更别说作为非西方文明且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因为它无法想象世上除它代表的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文明外还有什么文明能代表“普世价值”。美国素有把共产主义与纳粹法西斯主义幷称为有史以来两大邪恶势力的思想政治传统。美国保守派精英念念不忘的“慕尼黑教训”，既是美国对苏遏制的政治动因，也是美国如今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敌视中国的历史原因。与素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不同，连民主社会主义也无容身之地的美国从上到下一直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这是被对手抨击为要搞社会主义的桑德斯两次参加美国大选都败北的根本原因，尽管他给富豪加重税的主张深受穷人欢迎而气势曾经很高。美国常以保护人权为由抹黑、打压中国，其根本逻辑是它认为不搞西方普选制和议会民主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侵犯公民选举权的专制国家。这就是美国藉“保护人权”频繁以各种方式干涉中国内政的根本原因。近年来中国多次发布中美人权报告，反击美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的指责。中美关于人权问题愈演愈烈的交锋就是中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矛盾激化的反映。
第五，中美文明矛盾。中美分别是审慎“内守”的东方大陆农耕文明和冒险“外张”的西方海洋商业文明的代表。生发于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中美文明，其矛盾主要源于两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显着差异之一。”〔43〕按“美利坚例外主义”的霸权逻辑，产生于北美“福地”的美利坚文明以上帝意志引领人类、征服自然，而“道法自然”、不信上帝的中华文明属于异端，因为“否认上帝的存在，就是向美国社会和政体的根本原则挑战”。〔44〕西方颇为流行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中美分别代表的两大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该理论因忽视文明交流、合作而在中国广受批判，但无可否认的是中美文明矛盾难以调和。
中美民族信仰、哲学思想迥异。虽然中华有远古神明崇拜和道教及多种外来宗教，但中国总体上是无神论世俗国家。靠天吃饭的中华农耕文明敬畏自然、融于自然，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把自然和天道信仰为“上天”。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当今中国弘扬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中华传统信仰。中华哲学思想认为，宇宙是包含天地人及万物的自然整体，是统一于“道”的阴阳对立统一体，天地合而生人和万物，人“顺天意、承地气、遵道守德”而成万物，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人与人都可以且应该和谐统一、和平共生。这一中华思想文化基因正是中国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而虔诚信仰上帝、具有扩张征服基因的美利坚靠传播上帝福音和屠杀印第安人、击败其他殖民者的文武两手，征服北美大陆及其东西两洋而称霸于世。它视世界为充满邪恶的善恶决斗场，视不信上帝为不可恕之恶，坚信至善万能的宇宙主宰上帝以其绝对意志拯救人类幷指引人类征服自然、铲除异端邪说。美利坚在“替天行道”的使命下极力获取自由和财富，力图取得自由民主对专制独裁的胜利。中华“阴阳互根互生、黑白互成互化”的辩证统一思想、“恪守中道、达致中和”的中庸宽恕之道、“多元包容、合作共赢、和谐共存、协和万邦”的“包容、和合”理念与美利坚“弃中用极、黑白分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善恶决战”的斗争哲学和“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思想尖锐对立。此乃中国慎战求同而美国好战伐异因而难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思想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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