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思维方式、处世之道迥异。中华“世界一体”的整体综合思维、“天下一家”的关系感性思维与基于基督教“善恶对立”和西方自然法的美利坚的个体分析思维、逻辑理性思维差若云泥。中华“求同存异”“广交朋友”“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相处之道，迥异于美利坚“非同即异”“非友即敌”“不同则斗”“己所欲，施于人”交往法则。
中美价值观、生命观迥异。个人内心修养的中华价值追求迥异于美利坚追求的自由主义的个性张扬，中华“文化人”情义和“天下一家”的人文关怀别于美利坚“经济人”理性和个体自由的契约精神。中国的生命来自天地和“生命至上”的生命观迥异于美国的生命源于上帝和“不自由，毋宁死”的生命观，反映在抗疫中就是中美在“安全与自由”关系上的对立。
中美政治文化迥异。中国历来讲政治挂帅和政治大局，从政是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正途、捷径，故从科举到“国考”，其吸引力举世无双。美国虽选举频繁、激烈，但视政治权力为自由的威胁。尽管金钱政治使权力成为获取财富的工具，但从政对美国中青年吸引力不大，故“一流人才从商，二流人才从科，三流人才从政”。在当今中国，根本利益一致的官民共治即为政治，政府是社会稳定和民众福祉的保障，其合法性主要来自政绩。在美国，政治始终是权力斗争且官民对立，政府被视为“必要的恶”，其合法性来自民众民主授权，其权力必须被有力制约和监督。中国历来重视政治权威下的社会秩序和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而美国“把公民自由与公民权利置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之上”〔45〕，信奉个人自由主义，反对威权主义、思想统一和政府干涉个人自由，认为反政府游行是天赋人权，人民有权以暴力推翻不受其信任的政府。中国反对美国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干涉别国内政，强调“国家平等”原则。而美国强调一国内所有人的政治“平等”是“天赋人权”，抹黑、打压其眼中的非民主国家。这就是今天社会撕裂、枪击案频发、个人自由极端化的美国反指责社会团结稳定、安全至上的中国缺乏人权的根本原因。
中美种族民族观迥异。中国信奉“天下一家”“众生平等”理念，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优越论，主张各种族、民族一律平等，努力推动构建各种族各民族和平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坚信“上帝选民论”和美利坚优越论，存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骨子里视外族尤其是非西方民族为低等民族。美国国会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表明美国早就存在强烈的对华歧视。在种族主义沉渣泛起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盛行的今日美国，在反华成为“政治正确”的“新麦卡锡主义”环境中，白人至上主义者煽动的仇华现象日益多见。本人幷非白人的美国务院前政策研究室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称：与美国同苏联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内部争斗不同，美国首次面对中国这个幷非白人的匹敌竞争者。〔46〕其言外之意是黄皮肤的中国比白皮肤的苏联甚至纳粹德国更异类、更危险。这是针对中国的“新黄祸论”和“文明冲突论”。
中美历史观相反且文明反向兴衰。中华五千年悠久、曲折的文明进步史使中国具有厚重历史感和进步史观，几千年的人类领先地位和近代百年屈辱令中华既傲于历史辉煌又有历史悲情。中国既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又勇于摆脱历史束缚，决心重现中华历史辉煌。美国在飞黄腾达的短暂历程中没经历民族苦难，虽遭遇过对外扩张的挫折，但不汲取历史教训，力求永保霸权。两个半世纪以来，中美发展历程基本相反。美国立国时，中国处于“康乾盛世”，但美国由弱变强，中国从强变弱。到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时，中国沦为列强欺侮、瓜分的对象。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进程。21世纪的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正阔步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刺阶段。决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决不容许任人宰割的历史悲剧重演。而二战后与苏争霸、冷战后独霸世界的美国，在经历了21世纪初的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盛极而衰，现在因不断激化的各种矛盾而陷入严重困境。为转移国内矛盾，在与生俱来的民族优越感和与日俱增的霸权焦虑感共同驱使下，惯于藉外敌增强国内凝聚力的美国把非我族类却蒸蒸日上的中国当作头号威胁，尽管中国崛起完全靠长期艰苦奋斗而非欧美列强的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曾经同情、帮助过羸弱中国的美国，不愿在衰落中与和平崛起的中国友好相处。
注释：
〔1〕1929年斯大林对到访莫斯科的信奉这一理论的美共领导人腊夫斯通（Jay Lovestone）的批判使“美利坚例外主义”这个概念广为人知。从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到2013年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的《奥巴马时代的美利坚例外主义》，“美利坚例外主义”一直是美国政治社会学与外交思想史学界永不过时的话题，主流观点承认其深远影响幷大加赞赏，与美国政界和宗教文化界乃至民众的主流话语一致，任何质疑、否认或不宣扬它的政界人士必然遭受攻击。
〔2〕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1996, p.18.
〔3〕Werner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te Plains, New York, 1976;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06.
〔4〕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2000.
〔5〕Seym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1996.
〔6〕Max Lerner, America as a Civiliz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7, Vol.1, p.65.
〔7〕[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1月版。
〔8〕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9〕新近有代表性的作品如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0〕Peter Baldwin, 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How America and Europe Are Alik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Walt Stephen,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2011.
〔12〕Godfrey Hodgson,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Donald E. Pease, The New American Excepion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14〕Stephen M. Walt,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engn Policy , November , 2011；[美]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383页；[美]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转引自高程：《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84~85页。
〔15〕Walter A. McDougall, The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Boston: New York: Mifflin Company, 1997, p.37.转引自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53页。
〔16〕[美]罗·麦克纳马拉、詹·布莱特：《历史的教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建言书》，张立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9页。
〔17〕转引自[美]刘易斯·哈茨：《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张敏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18〕[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21世纪的地缘政治》，潘忠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9〕[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804页。
〔20〕 [美]詹姆斯·O·罗伯特：《美国神话 美国现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21〕Walter A. McDougall, The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p.10.
〔22〕Deborah L. Mandse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p.20.
〔23〕[美]威廉·富布赖特：《帝国的代价》，简新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24〕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9, p.131.
〔25〕Richard Mathews, The Radical Politic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65.pp.79~82.
〔26〕[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国际地位》（下册），袁胜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336页。
〔27〕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125.
〔28〕Pierre Hassn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Empire of Force or the Force of Empire, 转引自[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161页。
〔29〕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27页。
〔30〕张宇燕、高程：《美国行为的信仰根源》，《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7/8期。
〔31〕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94页。
〔32〕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7.
〔33〕周琪：《“布什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21页。
〔34〕Heman Melville, White Jacket,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pp.143.
〔35〕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p.16.转引自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外政策》，第82页。
〔36〕Siobban McEvoy-Levvy, American Exceptionn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Public Dipoma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London:Palgrave,2001, p.28.转引自周琪：《“布什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第22页。
〔37〕 [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第161页。
〔38〕Stephen Brooks,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the Age of Ob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128.
〔39〕转引自：腾讯网“法苑群英”，2022年4月15日17：32：21。
〔40〕[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付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前言第2页。
〔41〕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42〕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 https://www.white 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43〕[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4页。
〔44〕[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45〕郑保国《美利坚霸权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第322页。
〔46〕环球网，2019年5月6日6：34。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2月号，总第30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