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把握联系的普遍性，利用经济往来促进政治往来。在普遍联系的世界中，中日执政党间的政治往来和国家间的经济往来也是相互促进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及邓小平为互换条约批准书的访日安排，成了建立后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里程碑。⑦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后，两国执政党交往时很好地把握住了经济往来这一纽带，从而通过经济往来促进了政治往来。
1979年9月，中国方面正式向日本提出日元贷款请求。在对华日元贷款决策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领导层从总体上采取了肯定态度，大平正芳、河本敏夫等党内重要政治家更是明确表示要积极实现对华贷款政策。⑧同年12月，大平首相在访华时正式提出开展对华援助。日后基于日本对华援助而衍生的中日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日两国政府和执政党之间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1989年，虽然日本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但自民党有意推动尽快结束制裁幷恢复贷款。1989年7月，日本首相宇野宗佑表示在出席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时提议反对制裁中国，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自民党内重要政治家、前首相中曾根、铃木、竹下三人的支持。⑨正是在自民党高层的支持和推动下，日本政府才得以在次年即解除对华经济制裁，从而使中日关系迅速解冻。藉助取消经济制裁，自民党传递了增进中日两国政治互信的积极意愿。
（二）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在野党交往的主要经验
日本各在野党虽然长期在野，甚至被称为“万年在野党”，但由于它们在议会中拥有一定席位，从而在日本政界和社会层面均具有一定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在野党的交往，为中日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幷主要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
第一，把握好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通过与在野党的友好往来推动两国政经关系发展。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在野党的交往在中日总体关系中扮演着“补充外交”的角色，其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治外交形成补充。在中日关系遇冷时，中国共产党通常会适时邀请日本在野党政治家来华访问，向日本政府传递中国的意见和主张，促使两国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二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经济外交形成补充。日本在野党在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交往时，除重视政治关系外，也十分重视经济合作。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与日本在野党交往时也不断注入经济因素，赋予在野党外交以持久发展的动力。
第二，把握矛盾的斗争性，藉助与在野党交往制衡日本政府不良外交倾向。执政党和在野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关系。在同日本在野党交往时，中国共产党通常会把同其交往作为预防性外交的重要部分。⑩由于日本在野党与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关系，使得中日关系每处于困难时期和紧要关头时，其党内政治家总能仗义执言幷通过议会对政府施加影响，促使政府转变政策。如社会党1989年曾支持日本政府对华实行“制裁”，中国共产党通过多渠道做通该党工作，促其转变态度幷积极推动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
第三，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实现从在野党外交到执政党外交的顺利转换。执政党和在野党作为矛盾的双方和互为存在的前提，共处于政党政治之中，幷有可能实现身份互换。一国国内政治变动通常会给国家间关系带来影响，同未来可能上台执政的在野党加强交往，有利于避免双边关系因相关国家政府更迭、政治人物沉浮等受到不利影响。⑪如，1994年以日本社会党为首的联合政权上台，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友好往来的传统，上台后采取了对华友好的态度，幷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使得中日关系未因执政党更迭而产生不利影响。
三、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交往的前景展望
稳定的中日关系有助于东北亚乃至全球的稳定和繁荣。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的交往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日两国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拼图，在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目标指引下，未来必将发挥更加积极的历史作用。
（一）以“新型政党关系”为根本遵循深化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关系
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了不同国家的政党应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⑫从此，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外党际交往的根本遵循。
以“新型政党关系”为引领，拓展和丰富新时代中日政党党际交往的内涵和外延，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首先，以“求同存异”来推动“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成为中日政党共识。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各政党在交往时应当超越差异，致力于扩大双方共同利益，共谋人类发展大计，通过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深化东亚区域合作，推动构建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其次，以“相互尊重”来促进中日政党发展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坚持政党无论大小都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尊重彼此的利益和关切，尊重彼此的思维方式和道路选择”⑬。最后，以“互学互鉴”来促进两国政党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互学互鉴”既不意味着“输入”模式，也不意味着“输出”模式，而是主张中国共产党和日本政党在“求同存异”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承担起政党所肩负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责任，携手推动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
（二）深化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交往的建议思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国际社会的联系和依存进一步加深，互为近邻的中日两国拥有着众多共同利益和广泛合作空间。对此，作为中日外交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双边关系重要变量的中日政党间交往需要着重注意以下三方面。
第一，以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为指引，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要驱动，积极推进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间的对话与合作。2023年11月，习近平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⑭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自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深入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此外共建“一带一路”也为深化和拓展东北亚地区合作注入了新动能。无论是时代发展要求还是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都要求中日两国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深化合作、贡献更多智慧。2023年3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再次立足世界各国命运与共这一站位，提出“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道，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⑮因此，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应着眼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利益和地区共同利益，深化对话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增强中日执政党外交稳定性，推动中日关系行稳致远。执政党间的交往具有较大灵活性，这使得中日执政党间的交流合作能够为中日关系在紧张态势下实现转圜发挥关键作用。但中日执政党外交呈现灵活性的背后却透漏了稳定性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中日执政党交往的机制性保障不足，“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缺乏持续性和连贯性，通常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矛盾和问题而开展政党间对话，较少触及两国两党关系的深层次根源，且易受国家间关系总体情况的影响。
对此，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执政党交往需要着力保持稳定性，继续把握住自民党内“友华派”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适时邀请“友华派”政治家访华的方式，保持两国执政党友好往来，在中日关系发展前景呈现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保证政党交往渠道的畅通。同时，要继续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着眼实际问题和未来合作，在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提升政党交往机制化水平，保持执政党交流机制的稳定、持续和连贯。在具体的合作方式上，要摆脱只进行政治对话的单一形式，拓展和丰富政党对话内容，着重挖掘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潜力，深入开展务实合作，同时加强双方青年政治家的友好往来，厚植人民情谊。
第三，关注日本政党和社会的整体保守倾向，着力凝聚与日本在野党的广泛共识。中国共产党以往在与日本在野党交往时已意识到凝聚共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幷积极付诸实践，与在野党在交往中形成了一些关于历史认知、发展道路选择等重要问题的共识，这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政党交往打下重要基础。
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不但导致日本内政、外交全面右倾，而且渗透到了国民意识层面。据日本内阁府2022年“外交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和较有亲近感的比例仅为17.8%，同比减少2.8%；不抱有亲近感和较无亲近感的比例则为81.8%，同比增加2.8%。面对当今日本政治的整体保守倾向和政党的不断分化组合，中国共产党应当积极主动地与日本在野党进行沟通交流，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主张，深化政党间互信，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误判，达到化解矛盾分歧、广泛凝聚共识的目标。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在野党在其国内有着重要的舆论影响力，因此中国共产党应以积极的姿态与日本在野党进行合作，通过疏通引导、扩大交流等方式，改善日本的国民情感与社会舆论，从而达到“国相交，民相亲，心相通”的良好局面。日本政党大选失败后分化重组的习惯在进入21世纪后尤为明显，对此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主动地向日本新组在野党做好理念诠释、政策阐释等增信释疑工作，向其全面介绍中国的制度、理念、政策、行为甚至法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让新政党能够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以便在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能够主动站出来发挥缓解紧张局势的作用。
四、结语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在中日两国深化合作的大背景下不断拓展对话渠道，丰富对话形式，深化对话内容，取得了政党交往的丰硕成果和宝贵经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化与日本政党之间的全面交往以及推动中日关系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的合力所推动的，中日关系的未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中日两国政党的共同努力。为此，中国共产党应不断推动中日执政党交往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凝聚与日本在野党的广泛共识，持续发展与日本各政党的交流合作，保持邦交正常化初心，共同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发展与进步。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新中国外交七十年发展进程的历史考察和基本经验研究”（项目编号：L19BKS00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史桂芳：《中国的对日战略与中日关系研究（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页。
②晋益文：《中日关系的原理、演变规律及评估》，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6期，第79页。
③王新生主编：《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政治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④汪鸿祥：《公明党及其对华政策的演变》，载《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第75页。
⑤章一平：《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外延》，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55页。
⑥房乐宪：《论邓小平关于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外交思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1期，第18页。
⑦ [日]毛里和子：《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徐显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⑧ 张季风主编：《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经济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⑨田桓：《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页。
⑩余科杰：《关于“在野党外交”的理论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6期，第116页。
⑪宋涛：《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100年》，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第193页。
⑫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⑬宋涛：《建立新型政党关系 建设更加美好世界》，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1期，第1页。
⑭《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载《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8日，第2版。
⑮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4月号，总第316期，P12-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