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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政府治理与民间自治的二轨路径形成原因］ |
（二）二轨路径的构建：政府治理与民间自治
整体来看，回归前澳门的社会治理呈现出政府管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无力作为和民间社会自治团体的积极有为两种形态。也有学者将此治理模式形容为“双核三社区”基本模式。“双核”是指以议事会为中心的葡萄牙人政权及以望厦为中心的中国政权的双核模式，从而衍生出不同族群社会。而“三社区”是指澳门特色的群族分布，即葡人社区、华人社区、中葡民族混居社区。〔10〕这个时期的“双核三社区”的模式让社会各单元相互依赖性增强，形成了多元文化相互依存的嵌入型治理结构，也让社会功能性整合得到有效发挥，证明了澳门不同族群在历史先机下打造的“共生”文化成为了澳门权力多元分布最为平稳的历史保障。
1.二轨路径的萌芽
早期澳门的二轨路径是葡萄牙殖民管治薄弱加上以慈善为核心的社团文化民间自治力量〔11〕。1614年，明廷针对葡人逐渐在澳从事走私、偷税漏税以至骚乱海疆等非法行为，开始“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方针。对于当时的葡萄牙政府而言，远在万里之外的澳门地区虽然有明显的经济利益，但葡萄牙基本没有能力和意图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12〕正是这种特殊的治理模式造成了明显的权力缝隙，让澳门社团文化逐渐流行起来，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充当着协调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重要角色。澳门最早的社团是由教会组织从事慈善、赈难公益活动而设立，包括1569年(明隆庆三年)耶稣会士贾尼劳神父（D. Belchior Carneiro Leit.o）在澳门创办的仁慈堂，1871年成立的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和1892年成立的澳门同善堂。〔13〕
［图1：政府治理与民间自治的二轨路径形成原因］
2.二轨路径成形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是澳门治理二轨路径成形的时期。这段期间，葡萄牙殖民政府处于内斗严重及管治薄弱时期，让不同种族、社会群体之间，社会群体与政府之间，尤其是华人社群，虽有着明显的利益诉求但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除华人、葡人、土生葡人群体，澳门人口群还囊括了整个亚洲南部海洋地区的各个民族——华人、马来人、缅甸人、日本人、印度人、帝汶人、甚至非洲人。〔14〕澳门逐渐形成了一个伶仃洋海上移民社会，幷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下，澳门民间自治力量开始蓬勃生长，结合群族文化来说，形成了某种意义上澳门独有的“差序格局”。诞生了包括华人社群的各类爱国组织、宗亲会、同乡会、土生葡人社团、各行工会和商会，以及各慈善组织，也让“结社”（结成社团）从这个时期开始成为澳门民间互帮互助的传统。
3.二轨路径确立
回归以降，“一国两制”框架开创了“澳人治澳”的新局面，澳门社团积极发挥其民间力量，从1700个发展到1万多个，60万人口的小城平均每百人就有一个社团，每人参加两三个社团是寻常事。〔15〕诸如街坊会联合总会、中华总商会、工会联合总会、妇女联合会、归侨总会、中华教育会等社团推动了澳门社团文化的繁荣发展。随着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发展，澳门二轨治理格局特别是民间自治层面也越发强大，以“社团”为核心的民间自治力量担当起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对话和协调平台，俨然成为一个中介功能和纽带，全方位地引领着澳门民众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活动，也为政治参与扩大的多元主义治理模式打下坚实基础。
三、澳门社会治理二轨路径的再释义、再赋能
从宏观来看，澳门社会治理二轨路径的内涵价值在历史变迁中得到再释义与再赋能。结合前文分析，澳门社会治理结构的核心是政府治理与民间自治的二轨路径；伴随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澳门回归以来，治理结构表现为“一国两制”框架下政府主导与社团高度自治的多元治理结构。那么如何理解澳门的二轨路径在新时代、新格局下的内涵价值？
首先，需要理清二轨路径从形成到成型的逻辑问题。纵观文明进步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借鉴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共同体”与“社会”的观念，可以将澳门治理文化的演进理解为历史进程中共同体（逐步瓦解的大清帝国与葡国殖民体系逐步瓦解幷轨的历史）与社会（近现代民主自治进程与自由经济带来的深刻变革）对立的双层理论谱系，它们各自交融又形成了新的社会秩序。〔16〕简单来说，就是澳门的各社会行为体在政治体制演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交织下达成了追求权力平衡的共同认知观，从而让澳门社会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螺旋式前进着。
其次，发现二轨路径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从社会学与本体论切入，社会世界幷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意识的物质存在，当文明共生、融合且发展到一定高度则会对社会构造的层次与内涵产生强烈影响，致使社会文明发生转折，其中表现就是文化基础与政治活动有机结合，而让文明永续。〔17〕
最后，理解澳门社会形态的多元性就是超越文明隔阂、冲突从而共生、共荣的实践经验。结合澳门的多元文化特点与社会构造来看，因为自古以来海上商贸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移民文化、土生葡人文化、宗族文化、佛教文化、天主教文化等多文明元素的交织影响，群族间早已习惯互相独立、互相渗透的生活方式，在保持着各自文化的特点时对立统一地融合，故而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也能维持文明的发展，为多元文化互相嵌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基。
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认为，历史进程中关键节点形成的制度会在后期的路径变迁中留下印记，形成路径依赖，幷影响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层次的行为构造。历史契机下民间与政府的沟通依靠着不同社团、宗亲会进行，延续到现代化治理格局中保留了澳门这一特殊的“治理惯性”，从而在纵向上不断推进治理格局的制度变迁，在横向上不断拓展治理层面的功能要义。
综上所述，关于澳门社会治理二轨路径的现代化价值内涵——多元文化互相嵌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笔者认为主要从三方面来再释义、再赋能。
（一）政府主导与社团高度自治：“社团”社会
从多群族在澳门的“共生”“自治”到如今“社团社会”形成不可替代的多元治理模式，让澳门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包容、繁荣，构成了现代化治理视角下政府主导与社团高度自治的协调关系。民间自治从最早的慈善组织逐渐形成 “结社”的传统，再到今天各类型的社团组织，已有400多年历史。在葡治时期，这些社团除了团结彼此、服务社会之余，也成为民间与政府沟通的重要桥梁，甚至参政议政，积极主动地推动着社会民生的建设〔18〕。回归以来，澳门社团继续发展，不仅数量之多，覆盖面广，且影响力深。社团的多元性作为政府与民间的协调与共识，俨然成为澳门公共治理的代表性力量，甚至成为“澳门故事”的主要表现形式——澳门经验、澳门叙事、澳门文化。据澳门印务局（Imprensa Oficial）的统计，在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已有11787家社团组织登记。涉及的领域包括学术智库、艺术文化、科学技术、文娱活动、体育、宗教、宗族、工商服务、业主会、基金会、环境、劳工、医疗卫生、社会服务等〔19〕。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民众参政议政，积极推动着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环境整改、文化遗存、智慧城市等各方面议题，以至社会制度的改革、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社会治理功能的完善。区别于早期慈善工会的活动，澳门现在的社团活动更具现代化、世俗化、多元均衡分布的特征，功能也更加精细、明确，与政府相辅相成地保障着澳门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转，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反映出一定的政治智慧。
（二）多元一体格局：和谐共处的新型人类社会
从文化多样性角度看，澳门群族文化的整体环境是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边界认同逐渐淡化且又深刻存在的一个系统，即多元一体的社会生态。在社会转型和群体发展的研究路径中，美国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E. Park）就族群关系演化论述到，“族群关系发展是以一个从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适应（Accommodation）到同化（Assimilation）的过程。”〔20〕挪威人类学家巴斯（Fredrik Barth）提出群族边界论，他认为造成群族现象最主要的机制是“社会边界”，以保持群族文化的自我延续、自我识别，而非种族、文化、习俗、语言等特征性内涵。〔21〕澳门社会一直未出现单一的社会主导意识，也未让整体关系朝着“同化”“失范”或者“异化”方向而去，反而是诞生出一种和谐共处的新型人类社会。特别是近代以来，世界处于一个文明演进之交，脱离殖民体系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助力澳门向着现代化文明治理体系转变。在葡萄牙人管治后期，殖民政府呈现无力作为甚至内斗严重趋势，社会治理生态不得不依靠民间力量来维持平衡，具体表现有群体间混合文化的诞生、群族认同边界淡化、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由作为和民间社会自治团体的积极有为……在这些历史契机中，不同族群、居民在风俗、文化、信仰上求同存异，诞生了共存共生、互融互促的社会文化，从而促使群体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对于澳门群族文化的释义俨然不能用“单纯”的民族边界、认同感、种族特征等词汇来进行抽象概括，其特色、特征已融合在语言、政治、经济、风俗、遗存、法律、宗教等实践过程中，表现为一个包容共济的多元一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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