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建构的现代化“善治”格局
近现代以来，澳门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阵地，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到各民族“兼容幷包”“共荣共生共处”，这样的文化特色下构建出澳门的现代化“善治”格局。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国际治理需求，国际社会从80年代末开始呼吁“善治”，表现形式为治理主体和模式的多元化、公平化、相互依赖化，发展到今天俨然成为了一种社会文明的范式理念。关于“善治”，幷非是西方社会的提倡。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丰富的 “善治”理念——仁政，幷且自古以来就是社会主流的美好追求。〔22〕历史证明，二轨路径的存在让多元文明、文化得以繁荣延续其实本源还是中华传统儒家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的影响，也让澳门的西方移民群体有了区别于海外殖民文化的“善治”认知，而今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更是 “善治”格局得以构建的证明；幷且这种格局的形成是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及各社会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协商和合作，从而形成了三个层次的互动关系。首先是“一国两制”下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关系协调；其次是现代化治理视角下政府主导与社团高度自治的关系协调；最后是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主旨下政府、市场、社会团体的社会功能协调。三个层次间的互动扩大民众有序参与澳门的“善治”格局。
四、澳门社会治理多元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观察社会治理模式，笔者认为治理本身不是目的，能让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模式才是研究的价值所在。澳门在治理格局上的历史性抉择保障了其文化的繁荣与兴盛，且社会结构已和多元文化相互依存，成为了澳门社会治理的基础存量和历史印记。在“一国两制”事业步入新发展阶段之际，澳门社会治理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也需要在现有的存量基础上进行增量的探索：
一是增强“制度性”协调功能，拓展治理关系的横向和纵深空间。当前，澳门在公共治理领域方面已形成政府、市场、社团相互分工的稳定格局。伴随着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转轨和社会发展的转型，这一稳定格局如何维持下去，其中涉及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公共组织”等相关主体要坚持在治理关系上的协调配合、紧密衔接，即处理好上文所提及的三个层次互动关系。有效防止社团间因利益、观念不合形成的恶性竞争、分化、排他等行为，还要兼顾不同群族、新移民、新居民等利益诉求，从而不断丰富澳门“社团社会”的定性描述，让“善治”实践行稳致远。
二是优化社会服务功能，提升专业化、精细化、现代化水平。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变革，澳门在社会治理方面也迎来了服务功能转型升级等挑战。特别是从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看，依靠传统的资源和技术已不能满足与时俱进的时代需求。对此，澳门社会治理水平也要与时俱进，不能仅维稳“善治”基础，也要积极促进社会制度的“新”，还要促进社会服务功能的“新”，以及管理人才的“新”，不断提升现代化公共服务水平，丰富我国现代化治理路径，增强社会公信力，健全社会保障功能。
三是提高资源的整合和互补功能，促进社团功能转型升级，提高社会发展效率。澳门的社会工作服务来源目前分为官办公营、官资民办、民办自营三种类型。在社团财政开支方面，澳门社团的财政来源依赖于政府资源的输入。例如澳门基金会作为澳门最大的资助部门，2022 年批给社团运作项目款项就高达 22 亿澳门元。〔23〕除了澳门基金会，旅游局、环境保护局等也有大量赞助社团的经费。许多传统大型社团每年获得拨款甚至超过千万澳门元，因此社团对政府资助的依赖都比较大。考虑到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式且澳门单一的经济结构，在提升治理经验价值、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面，为减少治理赤字，要提高资源的整合和互补功能。在不影响稳就业、惠民生的原则下，促进社团功能转型升级，从而使治理环境更加稳定、公平、可持续。
四是坚持爱国爱澳的思想基础，提升民众的身份认同感，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爱国爱澳统一战线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为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也为夯实地缘政治风险下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构建更加公平、民主的社会秩序，澳门作为中国开放的窗口和桥梁，要继续推进和团结广大澳门群众发扬爱国爱澳精神，坚定贯彻“爱国者治澳”原则，创新推进“一国两制”新事业，维护澳门多元群族社会系统的繁荣，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
注释：
〔1〕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3年10月。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10/1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3，引于2023年12月。
〔2〕de Tocqueville, Alexis, Democracy in America, George Lawrence (tran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66, 50.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80－281页。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9页、第99页。
〔5〕周大鸣：《澳门模式：多元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澳门：《澳门理工学报》，2020年第2期。
〔6〕吴志良：《寻找澳门文化意义》，澳门：《澳门日报》，2006年，第103页。
〔7〕有关回归前的澳门治理模式、“缝隙效应”、社团功能 “拟政府化”等内容，可参见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8〕其中1580-1640年期间葡萄牙被西班牙统治，但澳门仍然悬挂葡萄牙旗帜，西班牙沿用的也是葡萄牙的治理架构、任命澳门总督，所以一般仍被笼统认定为葡萄牙殖民管制期。
〔9〕参见吴志良、汤开建、 金国平：《 澳门编年史第一卷》，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343页、第 350页。
〔10〕尹忠明：《一个海风吹来的城市：早期澳门城市发展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86-87页。
〔11〕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 〔M〕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Benjamim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ercio Macau-Manila nos seculos XVI a XIX 〔M〕 . Mu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4.
〔12〕参见时任澳门总督的马沙多所言“澳门作为殖民地，无需因为解决鸡毛蒜皮的小事和轻而易举的措施而要葡国事先同意甚至干预”。 载álvaro de Mello Machado，Coisas de Macau(《澳门事务》)，Lisboa, Livraria Ferreira, 1913, 56-60.
〔13〕 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第一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14〕霍志钊：《澳门土生葡人的宗教信仰 从“单一”到“多元混融”的变迁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页。
〔15〕新华网：《澳门最大“居委会”管什么？》，2016年1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14/c_128625851.htm
〔16〕参见T.nnies, Ferdinand.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 Curtius, 1912.
〔17〕参见马克思·韦伯1895年“弗莱堡演讲”。其从民族性出发分析德国容克庄园体制。载Weber, Max. Roman Agrarian History in Its Relation to Roman Public & Civil Law. Regina Books, 2008, 172．
〔18〕参见娄胜华：《消逝与新生：澳门民间结社的变迁及其线索》，载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第三册），澳门基金会，2008年。
〔19〕资料来源：澳门印务局，https://www.io.gov.mo/cn/entities/assoc，引于2023年12月。
〔20〕参见Lyman, Stanford M. The race relations cycle of Robert E. Park.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968, 11.1: 16-22.
〔21〕参见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and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22〕道家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所谓“正善治”就是政善治。此概念被儒家吸纳幷发扬光大，在君与民的关系中强调“为政以德”，即为“仁政”。
〔23〕数据来源：《澳门基金会年度活动报告2022》，2022年12月， https://www.fmac.org.mo/annual/2022/，引于2023年12月。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6月号，总第318期，P63-7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