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多元性不足当然是制度造成的，一方面因为提高了门槛。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就有很多人参选，宣誓的时候又被DQ（Disqualify—取消资格）掉了。这是制度性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光谱向爱国者这边集中。
另一个原因是新制度落地之后，香港反对派的基本盘整体上没有能够完成一个制度性适应，即转化成忠诚的反对派，他们没能够改造自己，重新进入这一场民主政治游戏，所以未来的投票率可能是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比例，比如可能相比以前的制度结构之下偏低。但这个偏低一方面是这个制度变了，另一方面是反对派转化成忠诚反对派的过程失败了，所以更多的责任其实是反对派没有转化好。新制度落地之后，在尝试实践的时候，各方都在观望，都在磨合，以至于没有产生一个积极的互信所造成的结果，我们是要客观的去面对和理解。
但另一方面多元性相对削弱，并不影响竞争性，竞争甚至会更加激烈。
原因是：一方面，这一次的内部竞争协调，或者说选举的协商过程当中的竞争非常激烈，在哪个界别或者哪个选区，什么人出选、出战，谁要放到选委会界别40人里面，谁放到功能界别，然后谁放到地区直选里面，在建制派的阵营其实是比以前要更加激烈，选举协调更难，这个时候选举协调难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建制派的候选人要充分表现自己是不是一个贤能的爱国者，或者说夏宝龙主任讲的“坚定的爱国者”，内部协调可能没有选民投票的介入，但是它是在一个更受限的范围里的政治竞争，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因此使候选人总体上要优于以前的选举格局。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每一个地区直选区域跟功能界别都出现了一些中间派跟非建制派的身影，他们虽然总体纲领是偏温和，但是他们本身会在香港成为吸纳和承载非建制选民基础的一个主要力量。一个铁杆的反对派选民看著名单上的这些人也许都不想投，但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可能倾向于投给那些不是明显的建制派的人，于是那些中间派和温和派，在这一次有可能成为选举的一个最大的赢家。这个其实是一个制度改变之后，政治生态适应性变化一个正常的过程。
新选制下第一次的立法会选举结束后，无论是投票率还是最终当选者，会构成一个新的政治生态，其实会给香港的选民以及香港一些持观望态度的、怀疑这个制度的、比较犹豫的竞争者一个信号，即这个制度其实是鼓励不同立场但是能够在爱国问题上取得一致和共识的人来参与游戏，并且有很大几率胜选的。
当他们看到那些非建制的候选人也有机会胜出竞选，并且他们也能得到选民的支持的时候，我相信未来有一些比如说立法会在补选，或者说下一届立法会选举的时候，就会有更多人去参与。
这其实是一个新的选举制度跟社会人心重新结构性磨合过程，但是我们很难期待它在第一次磨合的时候就会表现的那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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