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澜昌 |
香港回归前后，有一种说法很流行，那就是把“一国两制”简化为：就是换了一面旗帜，其他什么都不变。事实绝非如此。
首先，英国人先变了。他们改变了香港的政治体制，在回归过渡期就埋下了争夺管治权的伏笔。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正式移交，但是管治权的斗争更激烈了。此后25年，一刻没有停止过。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这位“铁娘子”知道维持对港殖民统治无望后，打的第一张牌是“以主权换治权”。主权名义上还给中国，香港换一面旗帜，“米字旗”下来“五星红旗”上去，但实际上还由英国继续管治。这，被理所当然拒绝后，英国人开始争夺九七后实际管治权的布局，美国人也参加了进来。
当时的港英政府最大的动作，是在过渡期就改变“行政主导的体制”，开始推行“民主政制”，三权分立，重点强化立法会对行政权的监督。这样做，实质以监督权控制行政权，作为争夺香港“治权”的一种形式。
回归25年来，立法会基本处于不能正常运作的状态。直到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爱国爱港人士完全控制了立法会，原来的“行政主导体制”不变的设想，才有机会正常实现。
不过，在行政体系里，英国人还寄望于他们一手培植的公务员体系，尤其是“AO治港”。特区政府第一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从回归第一天就对抗特首董建华，强化港深“边境禁区”。她后来成为反中乱港的“四人帮”之一，她其实就是英国延续对港治权的代理人。
问题是，目前在特区政府中占据权力要职的AO（政务主任，Administrative Officer，简称AO，俗称政务官），依然众多。无疑，国家是希望他们转化为爱国爱港人士，而不是仅仅“打好这份工”、“无愧于己”之人。但显然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的“自治权”由中央授予，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对“港人治港”还要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可以毫不讳言地说，这是香港基本法制定时没有写进去、而经过管治权的激烈斗争后认识的。
在回归二十周年时，香港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明确说：香港回归不单只是换一面旗。那时，第一任政务司长陈方安生还在鼓吹“换旗说”，为港独思潮解脱，进而为之后的2019年“黑暴”做铺垫。至今，那场激烈的颜色革命被粉碎了，但是社会基础还存在，中美博弈未有穷期。管治权的斗争还在继续。
不搞“去殖民化”是不行的
在香港回归被简化为“换一面旗”的思维定势下，天经地义的“去殖民化”变成了禁脔，而“去中国化”则大行其道。不但后来蜕变为“反中乱港四人帮”之一的陈方安生如是，甚至一些建制派也认为，既然“一国两制”是保留原来的制度不变，也就没有“去殖民化”的工作。于是，25年过去了，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满眼看去，九七前是什么样，如今也还是什么样。
前不久，香港纪律部队终于抛弃了殖民时期留下的“英式步操”，改为与解放军一致的“中式步操”；但要香港法律界摘掉“英式假发”，恐怕也如清人“剪辫子”一般痛苦。事实上，当下英国法律界也在改革，他们很多人也不喜欢这“遗老遗少的道具”。我觉得，这也不用急，可以等，不需要外部压力，让他们“自我革命”。自己也觉得难看、没必要，就不戴了，省得英国佬又抓住做文章。
值得肯定的是，5月23日，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完成适应化和废除过时条文的工作刻不容缓了。她说的是，要删除现行法律中的殖民字眼，例如“女王陛下”及“联合王国”等。试想，回归25年才搞法律文件“去殖民化”，Queen`s Road怎可能改呢？
要强调的是，香港“去殖民化”最重要的是教育领域。英国一百多年来在香港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眼下还是根深蒂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香港的接班人。
香港“去殖民化”其实还任重道远，工程艰巨而又细致。
不能照搬西方的选举政治
香港回归以后与内外反对派的博弈，其实质是争夺管治权的斗争，而主战场则在“选举制度”。香港的反对派称之为“建立民主制度”。他们的策略是，凭藉依然长期占有较多数的社会基础，去夺取立法会议席，以制衡政府的施政；同时，积极参与特首选举，将普选解释为“一人一票”，同样是企图利用自己阵营的人数优势，争取赢得特首选举，从而掌握特区的最高权力。
事实上，从基本法撰写草案开始，博弈就异常激烈。最终，基本法第45条规定，特首经协商或选举产生，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由于基本法附件一只写明2007年之前，特首由选举委员会选出。从2003年开始，反对派就瞄准2007年特首之位。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4年4月26日释法，除规定2007年选举规定不变外，还规定若要修改选举方式，应先由特首报告然后由全国人大审批。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做出“1229决定”，认为可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之后立法会亦可普选参考。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831”决定，确定香港可以从2017年开始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但需先由提名委员会提名。香港反对派认为按此法难以“入闸”，而英美使馆则劝他们“袋住先”。现在回过头看，美英老奸巨猾，如果反对派听话，香港或由此陷入恶斗不止的选举政治泥坑中。
西方长期以来标榜的民主制度，其实只是“选举政治”，其中很多也不是直接一人一票选举最高领导人，而是有各种间接选举。都是表面广泛民主，实际是各种利益集团操控，互相攻讦。我认为，幸亏831决定被否，否则之后带来的祸害比2014“占中”危害还要大。
2021年，香港完善选举制度，事实上是吸取回归以来激烈斗争的教训，跳出了以西方模式为标杆的思维，不但确保实现“爱国者治港”，而且也避免建制派内部分裂陷入恶性竞争。
其实，民主不是目的，民主只是达到良政善治的手段。香港的民主（包括选举制度），也必然走在发展的道路上。目前，大的原则定了下来，具体操作的细节必然也会与时俱进。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民主制度之鞋如何更适合香港，还要沿着“一国两制”的道路走走。
不能不管香港的经济民生事务
中央对香港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已深入人心。但香港的经济、民生等范畴的内部事务该不该管，怎么管，还是有不同认识。我记得首任特首董建华曾透露，回归首仗抗击金融大鳄索罗斯，他电请钱其琛从中央派人来港助战。钱其琛回答，中央一定支持，但是不能派人来，因为“我们对香港认识不深，若我们派人来给香港各种错误的意见，大家都会后悔”。主持港澳工作的老前辈务实谨慎的作风，令人敬佩。
那时，中央的金融人才还真的不多。首任中联办主任姜恩柱还说“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可是如今，中央对于香港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瞭然于胸了。我认为，中央对于香港事务，该管的还是要管。
在政治上，香港处于中美博弈的前沿阵地，单凭香港特区政府之力，如何足以应付世界霸权？就算在土地房屋等纯粹香港内部事务上，因为香港的利益集团强大，政府弱势，香港楼价荣冠全球，中央不管，必然解决不了。
不过，要管也不能瞎管，不能完全照搬伦敦“传真治港”，要深入研究、解剖麻雀。例如，解决香港“劏房”问题，关键是增加供应，增加居屋。也不能让楼价大跌，重蹈2003年“负资产”困局。
事实上，从回归之初开通“自由行”，到深港互助，开放股市“沪港通”、“深港通”，创建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央已经在积极为香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经济必会有一个新的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不能弱化香港与国际社会及与台湾的纽带作用
1949年，南下大军打到罗湖桥收住了脚。毛主席、周总理留下了香港这个链接国际社会的战略通道。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更成为了内地与世界各国的桥梁，也成为联系海峡对岸的纽带。
现在，香港人关心“50年不变”的问题，不喜欢“下半场”的提法，多数是担心原来的社会生活制度内地化了。商人更是担心营商环境改变了。不过我认为，“战略通道”不变更为重要。
其实，一般市民和商家的担心都是不必的。“做得好，为什么还要变呢”。重要的是，他们担心的都是“操之在我”的问题。中央说不变，就不会变。
但是，香港要继续成为国家和世界的桥梁，也需要人家的认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博弈激化，美国要遏制中国也打“香港牌”，美国现在还在制裁香港特区政府和中联办部分官员。在这个背景下，香港还要保持对世界的极大吸引力，是要下功夫的。
自然，对美英反对香港国安法的野蛮行径，大可以嗤之以鼻。但是，我们可以将美英右翼政客与一般商业及其他人士做出区分。随着疫情缓和，香港的大门必然恢复正常，我们还要针对人家的误解多做游说工作。还有，港台的官方办事机构停顿了，疫情后可以先恢复民间的交往规模，风物长宜放眼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