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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祥喜 |
罗祥喜：香港二十五年三大变化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举办这样一场论坛，回顾总结“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与教训，客观评估香港的现状与处境，展望未来的发展大势与前景，很有必要。
1997年香港回归不仅是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事，也是世界瞩目的大事。二十五年来，虽然香港的经济持续发展、繁荣，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突出，但也经历了许多波折，经受了许多考验，包括1997年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2014年“占领中环”和2019年修例风波两次社会事件的冲击，以及2003年非典疫情和2020年初迄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二十五年来，香港有很多的变和不变，最有意义的变有三个：
一是对“一国两制”概念和内涵的认识，有重大的变化和深化。可以说，当初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内地民众，对“一国两制”这个新生事物的瞭解或理解都是不足的、有限的，两地对“一国两制”认识的差异是巨大的，这也是过去二十多年一些政治争议的重要背景。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不少港人逐渐认识到，港人高度自治并不是完全自治；中央对香港也从突显两制井水不犯河水，到认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再到强调要有底线思维及全面管治权，并且也逐渐得到港人的理解和支持。这是对“一国两制”认识的重大变化。变化的结果是，港人更支持、更理解“一国两制”，增强了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希望中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政策不变；而中央也高度肯定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是成功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在北京会见新当选的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时提到，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反映了中央对维护“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决心。
二是香港的政治安全环境有重大变化和强化。香港除了是国际重要的金融中心之外，也是世界重要的信息情报中心，与国际社会有各种紧密的政治联系，外部势力包括外部敌对或反华势力在香港的根基非常深厚，活动非常活跃，随时伺机而动，成为香港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2014年的“占中”、2019年修例风波的发生和发展以及重大影响就是最好的例证。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和政治安全事件，迫使中央果断决策，于2020年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家安全法。结果，香港的政治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街头暴力迅速退潮，对外部敌对势力造成巨大的打击和震慑效果，香港社会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实现了由乱到治的变化，现在是香港回归之后政治上最安全、社会情绪最稳定的时候。
三是香港的政治生态有重大的变化和调整。回归二十多年来，香港发生的政治对峙、对立事件不断，造成社会的动荡与内耗，迫使中央依法制定香港国安法，推动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结果促使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议会的非理性抗争没有了，行政立法关系趋向正常，街头暴力退潮，社会上极端反对势力再无立足之地，媒体舆论生态也发生重大变化，为香港接下来的良政善治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和舆论环境。
回归二十五年来，香港有很多的变化，但以上三个变化最关键、最根本。而且，这三个变化都是好的变化，是有助于香港长治久安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来之不易，是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才取得的，应该好好珍惜。
香港面临四大挑战
香港目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归纳起来，比较重要的，我认为有四个方面：
第一，外部环境的变化是重大挑战。香港是高度国际化城市，在国际社会进入中国以及中国走向国际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英美在香港都有重大经济利益。但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和美西方对中国的围堵的加强，逆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得香港面临比过去更加复杂和恶劣的外部环境，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第二，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仍是香港内部最大的挑战。由乱及治后，如何由治及兴，是香港面临的重大考验。如果在爱国者治港上位、政治安全无虑、政治生态发生有利变化、内耗减少的情势下，还不能推动香港经济转型升级、维持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并在解决香港民生问题上有所突破，要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是困难的。
第三，如何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是香港现阶段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挑战。近年来，香港的人才外流相当严重，而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不但没有强而有力的政策举措，甚至还有一些不合时宜的限制或歧视人才流入的政策。香港新一届政府必须正视人才流失问题，不但要想办法留住人才，而且还要吸引更多人才来香港。
第四，香港的管治架构如何根据内外环境和形势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也是一项重大挑战。
未来发展前景乐观
尽管香港的未来发展，面临许多挑战，但也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发展前景还是乐观的，至少可以作以下几个推测：
第一，香港仍是中国最开放、最自由、最国际化的都市，这是香港人的期待，也是国家的需要，更是国家政策强力促成和维护的。
第二，相信中央和内地未来对香港的支持会更大，出台更多有效的政策措施，在促使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维持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香港依然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双向往来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第三，香港的“一国两制”经验教训，必定为未来两制台湾方案的设计与实践，提供宝贵的参照。无论是某些示范作用还是经验教训的吸取，都是极为重要的。
王平：香港需要重新定位 重点保障金融中心
香港回归25年，就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度安排与实践而言，无疑是成就巨大的。中央表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要长期坚持，即使面对美西方势力的恶意挑战，依旧不改初衷，显示了博大的胸怀与战略定力。
但是就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角色而言，由于政治和经济等主要条件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香港需要重新定位。只有定位清晰了，才能围绕这个定位设置或寻求政策配套，香港也可顺应这个定位，谋求更好的发展。
香港面对六个重大变化
首先，国际环境变化了。以往美欧日等推动全球化有利于这些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获得成本、税收和环保方面的优惠，进而获得更大的利润。
但是，当发达国家在他们自己创造的全球化浪潮中，利润的获取逐步失去了优势，一群以往极力推动全球化的发达国家纷纷强化关税壁垒，逆全球化又成为浪潮。
而航运与转口贸易作为香港曾经的经济四大支柱之二，其重要支撑就是全球化；当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时，香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负面影响。
其次，经济支柱变化了。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中的航运气势宏大，曾经多年蝉联货柜吞吐量世界第一；而转口贸易，受益于内地工业化进程与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为香港经济赚取了大量利润。但是随着内地经济迅速发展，这两个支柱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技术水平上，都已不再具备优势甚至落后了，且成本居高不下。
客观地说，随着内地开放水平的全面提高，无论航运还是贸易，香港在中国的整个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特殊的政治条件对香港支柱产业的塑造，也随着特殊政治条件的改变而弱化了。香港对国家整体战略的影响，有越来越单一化的趋势，金融服务业目前基本上是一枝独秀。
第三，中美进入极限相持阶段。美国精英层很明显已经形成共识，即未来唯一可能动摇美国世界第一地位的只有中国。
我2019年11月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就以“极限相持”为标题描述中美之间已经展现的状态。所谓极限相持，简单而言，就如同两个长跑选手，在靠近终点且难分胜负的时候，缠斗是最激烈的：因为双方都有机会，所以都会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限，极尽所能压制对方。
在这个胜负尚不明朗的“极限相持”的阶段，双方的争斗欲望最强，也是最容易出现冲撞等意外的阶段。只有当双方分出高下、拉开距离，这种“极限相持”的强度才会下降。而西方领导世界几百年的历史终结者很可能是中国，参与“极限相持”阶段缠斗的将不仅仅是美国，美西方联手遏制中国复兴的态势也很明显。
第四，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了。香港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变了，高度有利于航运与转口贸易的国际环境也变化了，中美之间的竞争强度提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香港。而在香港的航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弱化、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与内地没有太大直接关联的情况下，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更加凸显。
第五，香港工业化的条件改变了。以2002年摩托罗拉关闭香港工厂为标志，香港失去了向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最后机遇。空心化使香港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水平的产业无以为继。
就目前的人力资源水平与人工成本看，香港再工业化的机会微乎其微，只能通过融入大湾区来实现改善。
第六，美英打压香港的心态更加强烈。由于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美英等境外政治势力对香港已经难以置喙，“揽炒”的心态应该会更加强烈；而对接受中央全面管治的香港而言，如何加强建设以实现“长期繁荣稳定”，就成为更加迫切的任务。
香港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香港回归之前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平稳过渡，一切都是以此为中心。而且，当时的内地对于管理一个在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认同程度远高于自己的香港，缺乏足够的信心，也真心希望港人能够自己治理好回归之后的香港。
在后过渡期强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并在回归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以此为宗旨指导香港的定位与发展，从探索的角度看是合适的。但随着内地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香港如果继续“以不变应万变”，不能通过对自己的重新定位进行适应性调整，无论对国家、对香港，都是不利的。
我认为，面对上述变化了的六大状况，国家需要对香港有一个“再定位”或者说“新的精准定位”，而不是长期使用笼统的原则性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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