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策调控和有法必依的关系
包括领土争议，外交交涉必经各说各话、条件博弈（或称“讨价还价”）、互谅互让、达成妥协的博弈过程；外交行为之结果的协定等都是妥协的产物。因此，说外交是妥协的艺术并不为过；但是如果没有第一阶段的各说各话，全面系统地阐述己方论点、论据、论述；那就是还未交涉，便退避三舍；如就南海问题，禁言《清法续议界务专条》、“九段线”，那后续交涉就无法律牌可打了。
交涉第一阶段，或在其之前，就避开有法必依，依政策调控来取舍国际法规，还会带来自身外交水平的低下。选择性运用成为习惯，会带来选择性学习、选择性思考、选择性记忆的习惯；换言之便是选择性停止思考，造成多有不知的结果。如不知曾有《清法续议界务专条》，结果是恣意越权对《清法续议界务专条》说：不用了。
博弈外交是常态。各国通常首先收集并运用对本国有利的所有法律依据，充分主张本国权益，无理也要咬三分；之后再磨合，最好是互谅互让达成协议。不是开始时全力博弈法律战，而是未交锋就顾忌起“友邦惊诧”，倡“不争议”、“搁置争议”，恣意选择依法或废法，偏好用领导决定来调整权益；其负面作用严重。如“断续线”案例，中国似在采取模糊政策，其负作用是被认为主动放弃“断续线”；又会进而演化成被认为“断续线”内全部岛礁和海域是可以重新细分哪些是中国的哪些不是；不知觉中形成中国主动放弃了断续线内主权这等“国际共识”。这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揭示的机制。
最后，回避博弈而自废武功，谈判中便失去交易筹码。因为在谈判之前就已经让了步，谈判中不好再让，这又反而有可能引得友邦惊诧，反目成仇；美日捣乱国家此时也就得到了干涉的可乘之机。外交是有“外国”这个对象的行为，时时忍辱负重，对象国便无从知晓中国的真意，不知中国的全面论述，会产生试探中国底线的动机，亦成为美日恶性炒作、干涉的机会。美日怂恿菲律宾打仲裁战，便是这样发生的。丑话说在前面反而利于维系友好关系。当然，“丑话”也可以运用二轨三轨传过去，学者的重要价值是把“丑话”全面系统地论述清楚。
习近平主席讲到:“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寸土不让，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有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