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尽管港区国安法与香港新选举制度为确保“爱国者治港”筑起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但未来“爱国者治港”仍然离不开中央政府的领航作用。这种领航作用，一方面体现在顶层设计上，即进一步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如二十大报告就对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等进行强调；另一方面体现在特区的治理实践中，即中央有效行使全面管治权为爱国者治港保驾护航，如人大释法等中央重要权力的行使对保障爱国者治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关键角色是爱国治港者。所谓“爱国者治港”，最终还要落到“如何治理”的具体问题上。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中央政府不可能完全代替特区政府，经济、社会、民生问题主要依靠香港自身来解决。特别是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爱国治港者面临着重大考验。我认为，这种考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能否真正解决香港经济民生深层次问题。在香港政治、安全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之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解决深层次问题对爱国治港者而言无疑是第一要务。首先，这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需要，从香港回归以来所发生的社会剧烈动荡中，可以看出经济民生所引发的怨气是香港重大不稳定因素。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不仅要靠制度和力量的保障，还要让市民看到希望和前景，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自我安定。不难预见，倘若任由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延宕下去，香港社会不排除还要再经历严峻的挑战局面。
其次，这是巩固拨乱反正成果的需要，长期以来，香港深层次矛盾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很大一个原因是反对派通过政治操弄阻碍政府施政。近年来的一系列拨乱反正，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帮助香港聚焦发展，尽力挽回被政治化拖累的时间。如今“爱国者治港”制度已经落实，如果治港者不能充分利用好这一有利的条件来真正解决问题，拨乱反正的初心就会落空，香港就难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
再者，这是争取民心的需要，新选举制度强调的是“选贤任能”，主张民主应当务实、管用、真正为市民解决问题，而土地房屋、贫富差距、向上流动等正是香港市民长期以来念兹在兹的重要问题。如果新选举制度下产生的治港者团队，不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新选制的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反之，如果能够拿出亮丽的成绩单，则是对市民们的一场生动的民主教育，更有利于健康的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
